忆念徐梵澄 Remembering Hu Hsu

        2017年9月，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先生访问了黎明之城[1]和室利·阿罗频多[2]修道院(Sri Aurobindo Ashram)。此次访问后不久，罗照辉大使在新德里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庆典上致辞时忆念徐梵澄先生。

        “上周，我访问了本地治里。这是一个我梦寐以求想要去的地方。我的老师徐梵澄教授从1945年至1978年在当地的室利·阿罗频多修道院生活了33年。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，曾把《奥义书》、《薄伽梵歌》和《沙恭达罗》等作品从梵文翻译成中文。他还向中国译介了室利·阿罗频多。室利·阿罗频多修道院还保存着徐教授在此期间创作的300多幅画作。看着他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，我们的眼里满含着泪水。他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一座桥梁……在中印双边交往的历史上，有成千上万像徐教授这样的知名人士，包括玄奘、法显、菩提达摩和泰戈尔。我们决不能忘记他们的贡献和遗产……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，今天我们应该做得更多……我们应该翻旧页，开新篇……”

        徐琥[1]于1909年10月26日出生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个富裕家庭。得益于他的祖辈徐将军，他们一家人很受尊重。徐氏家族成功地经营着丝绸生意。在徐琥上小学时，年轻的毛泽东是他的历史老师。徐琥住在家里时，从来不必和金钱打交道。后来，当他第一次得到一笔钱时，他向修道院的一位朋友尚塔(Shanta)吐露说，他感到很困窘，不知道该拿这些钱怎么办。

        徐琥接受了通透的文学和艺术经典教育，因为徐家人认为这些是必修的基础课。著名作家和文学家鲁迅先生——他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创始人——成了徐琥的朋友和导师。徐琥在著名的广东中山大学学习历史，并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获得了奖学金，于1929年至1932年间在德国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学习艺术和哲学。他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翻译尼采的《苏鲁支语录》。

        我们对徐琥在中日战争的困难时期在中国的行踪不太了解。但在1945年中日战争刚一结束，他就决定西行，前往印度。他定居在圣迪尼克坦的维斯瓦·巴拉蒂大学进一步学习梵语[2]，并在泰戈尔和谭云山于1937年共同创办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讲授中国佛教史。1939年，谭云山来访室利·阿罗频多修道院，见到了母亲[3]，并参加了室利·阿罗频多的达显[4]。谭云山写道：“……中国曾被一位伟大的印度人的灵性教导所征服；同样，她将来也会被另一位伟大的印度人征服——他就是室利·阿罗频多——为当今世界带来光明、驱逐黑暗的大瑜伽士。”很可能徐琥是在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室利·阿罗频多。

在本地治里

        1951年，徐琥来到本地治里。在到达后不久，他写了一首诗《圣慈赐一花供之盛开》以抒发他初来这里的一些经历：

居南天竺无何事，我有一花供圣人。

花开花好花能圣，圣自无言花自春。

弹指流光物外新，千秋圣学未为陈。

此花此叶当前意，此是灵山悟道因。

        母亲看出了徐琥的潜力——他是一位精通多种语言的学者，并且还发愿将室利·阿罗频多和母亲的作品译成中文。最终，他被安排住在奥菲利娅(Orphelia)别墅。这是位于本地治里法国区杜马斯(Dumas)街的一栋大楼，带有殖民时期建筑风格，有一个大花园，就在如今的修道院疗养所旁边。徐琥非常努力，每天工作十四小时，翻译手稿和毛笔画作很快就堆积起来。母亲从日本带回来了一些书法用材，她拿出了一些给徐琥，好让他可以继续绘画。1967年在修道院展览厅展出他的画作时，母亲写了一段非常特别的介绍：“这些画作出自一位学者，同时也是艺术家和瑜伽士之手。我祝福此次展出。”

        在1962年10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[1]，母亲称赞他是一位天才。实际上，为了更好地翻译室利·阿罗频多的作品，徐琥创造了新的中文词汇。母亲盛赞徐琥的翻译，并提到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，“如果你想要体验‘道’为何物，来修道院住住，你将会体验到老子哲学的实践版。”母亲补充说：“这个人是一位圣人。”

修道院学校华文部

        1954年，南德拉尔·帕特尔(Nandlal Patel)刚刚将其业务从印度本地治里转到香港。在香港，他致力于成立“室利·阿罗频多哲学会(Sri Aurobindo Philosophical Circle of Hong Kong)”。母亲为其赠言：“让永恒之光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。”

        在香港期间，南德拉尔收到负责修道院档案馆的嘉言醍莱(Jayantilal)的一封信。信中告诉他，母亲让他买一台中文印刷机并将其运到本地治里。母亲还补充说，因为徐琥自己不能做印刷工作，因此还需要为他招募一名排字工人。南德拉尔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，寻找一位愿意前往印度的年轻助手。一共有17人应聘，母亲从中选择了一位姓高[2]的年轻人。据南德拉尔·帕特尔回忆，

        徐琥刚写信给他说“这是神圣者的工作”。小高已经准备好了，没有问普通人会问起的问题……租了一栋房子给徐琥和小高住。在夜里，徐琥会起身检查小高睡得好不好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。

        就这样，在母亲的祝福下，室利·阿罗频多国际教育中心华文部诞生了。徐琥在28年间独自一人翻译了20本书，包括《神圣人生论》、《瑜伽论》、《社会进化论》、《奥义书》、《教育论》等。此外，他还用英文撰写了阐述儒学真义的《孔学古微》(Confucianism)，以及介绍汉字起源与涵义的《小学菁华》(Chinese Words)等作品。徐先生真不愧是罕见的精通中印文化和灵性知识的大师级人物！他在出版的书中都会写上“…将此书献给作者永远感恩的神圣母亲。这本书因她的无限恩慈才得以面世。”

在修道院：徐琥是一位良师益友

        在位于杜马斯街的家里，徐琥经常会欢迎他的朋友们来访。他也会拜访邻居。昂怡(Ange)和彼得·斯泰格尔(Peter Steiger)记得徐琥待人亲切友善，德语讲得很好，似乎比他的英语好得多！有一次，他跟彼得分享了他的呼吸法：吸气，吸入你想要的；呼气，呼出你不想要的！

        当时年仅4岁的昂怡非常喜欢徐琥。她现在还动情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细节：邻居家的孩子们跑进他的书房，他会向孩子们展示他的许多画笔和其他绘画材料。徐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，但孩子们的“造访”似乎从来没有让他生气过。修道院的几个孩子还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中国画。

        徐琥喜欢下围棋。包括罗伊(Roy)在内的几位同好每周都会聚在他家里下围棋。罗伊现在住在黎明之城，如今的他依然下着围棋。

        徐琥还经常步行和骑自行车。每个星期天他都会约上皮埃尔·勒格朗德(Pierre Legrand)或者彼得。他会通过掷棍占卜来决定他们是骑自行车还是步行，以及去往哪个方向。当时的本地治理是步行者和骑行者的天堂。他们会来到黎明之城或者宏益社区(Utility)附近的山谷。有一次长途步行后，他解释了如何恢复能量：“.…..将意识集中在脚上，或者注视翠绿的稻田。”

        西比尔·哈比利(Sybille Habli)在她的著作《旅印30年》(30 Years in India)一书中写道：

        “他瘦高个儿，但很结实。我们时常看见他穿着印度白长衫，骑着自行车，戴着绿色的护眼帽……有一年，徐琥邀请我们和他一起过春节。我们来到他家——这是一栋宽敞的殖民风格建筑——看见他坐在一张两米长的桌子前，桌上压着一块黑色的玻璃。我们送给他一篮子水果，并祝福他新春快乐。他许诺给我作画，并当即在我们眼前魔法般地在一张大纸上画了竹子。我屏住呼吸，目光紧随着他的大毛笔移动：一笔画出竹茎；画一条小对角曲线，竹节点有了；再垂直画一笔，竹子在长高；再画上一条细线、点上几点，就出现了4片狭长的尖竹叶。

        我们静静地看着他轻盈地、胸有成竹地挥动着画笔，感受着他完美的绘画技艺。

        徐琥带我们来到两个书柜面前，这里收藏了许多单本，内容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。他指着一本书说：‘这本书的正版目前仅存三本。这是其中之一，另外两本在我的祖国。’

        最后，徐琥在留声机上播放爱国主题的进行曲，我们三人的心头不由得浮上一阵忧伤。这次见面令人难以忘怀，对我来说，它开启了我们之间一段持久的友谊。

如今，这些有关中国历史的珍本依然珍藏在修道院图书馆的一个书柜里。”

黎明之城

        在黎明之城创建仪式当天[3]，以黎明之城的四种语言——法语、泰米尔语、英语、梵语——宣读了《黎明之城约章》(Auroville Charter)，之后宣读的是包括中文和阿拉伯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版本。徐琥翻译了《黎明之城约章》，一位在马德拉斯[4]开诊所的中国牙医的儿子宣读了中文版。来自中华民国（台湾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（大陆）的泥土被装入圣母殿[5]花园圆形广场的莲花形瓮中（修道院青年Kanu Dey和Vimala Sandalingam代表台湾，Bokul Chakravarty和Hema Singh代表中国大陆）。

        在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，徐琥向中文读者介绍了黎明之城项目，谈到建造“.…..一个能代表大中华文明的文化和艺术成就的场馆”，并邀请中文学者和艺术家参与共同建设。

1973年11月17日

        罗伊回忆起母亲离世当晚发生的事：“[徐琥]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。有一次，他告诉我他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将死之人。我说，‘噢，这很有意思！’他说，唉，其实没什么意思，因为当日本入侵中国时，他目光所及的每个地方看到的都是将死之人。

        我曾经跟他一起下围棋。在1973年11月17日，围棋下到一半时，他站起来说，‘咱们别下棋了。’我看了看时钟——刚好是晚上7点25分（母亲离世的时刻）。他说，‘要是她能活到百岁就好了！’”

返回中国

       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，徐琥决定回到祖国。一位来自香港的年轻人邵先生(Ramana)给他安排了机票并与他同行。他先到德里办理中国护照——因为他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来到印度的。他在室利·阿罗频多修道院德里分院呆了一段时间。在那里，他和塔拉·乔哈尔(Tara Jauhar)谈了很长时间并为她作了两幅画。她回忆道，‘他和我父亲[6]谈了很久。我记得他们俩都很动情。之后，他离开了我父亲的房间，我帮他把行李搬到出租车上，他随后坐车前往机场去乘坐飞往中国的航班。’”

        回到中国后，他加入了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世界宗教研究所。他依然保持着修道院时的生活方式——安静地独处，专注于内心的追求。他继续研究、写作和绘画，并向他的学生们和其他学者分享他的丰富知识和经验。不久，他成为了公认的中国研究印度文化和灵性知识的一位大学者。

        他的同事们发现徐琥和玄奘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：玄奘在公元7世纪西行前往印度，住在那烂陀寺学习和翻译原始佛经，并带着西方（印度）的神圣知识返回中国。徐琥的人生轨迹与此惊人地相似。他的贡献特别重要——因为他翻译了新的神圣知识并将其带回中国——他译介了蕴藏在《奥义书》和《薄伽梵歌》中的佛陀诞生之前的古印度灵性知识，还有室利·阿罗频多和母亲著作中蕴含的当代灵性知识。回国后，徐琥逐渐以其笔名徐梵澄被人熟知——“梵澄”者，达到“梵天”意识境界而得以净化之人也！

        2000年3月6日，徐梵澄与世长辞。

新局面

        但他的故事并未结束。虽然徐梵澄先生的翻译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少有人问津，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他的作品，并且由此关注室利·阿罗频多和母亲的哲学和远见。2006年，他在北京的学生和同事推出了《徐梵澄文集》，读者们的反响非常积极，一些大学开设了室利·阿罗频多哲学课程，一些学生在研究他的作品，甚至将综合瑜伽作为其博士论文课题进行研究。目前正在探讨在中国开设第一个室利·阿罗频多和母亲作品研究中心。越来越多的中文读者前来参观室利·阿罗频多修道院和黎明之城，其中一些人甚至选择了在这里定居。

        我们只是希望并祈祷55年前母亲传递的讯息在我们眼前、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显现：

        “让永恒之光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。”

本文英文作者：

埃里克·艾维尔(Eric Avril)和达明远(Devdip Ganguli)

编者注：

您可以登陆黎明之城电台网站(www.aurovilleradio.org)在线听读或下载徐梵澄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在黎明之城举行徐梵澄先生书画展期间的访谈(In Memory of Hu Hsu)。

您可以登陆Auro E-books网站(www.auro-ebooks.com)的中文书籍网页免费下载徐梵澄先生部分作品的电子书阅读。当代编译的有关室利·阿罗频多、母亲和黎明之城的部分中文书籍也将陆续在此出版。

室利·阿罗频多修道院网站：www.sriaurobindoashram.org

*您可以登录室利·阿罗频多修道院在线图书馆(http://library.sriaurobindoashram.org)下载室利·阿罗频多和母亲的作品全集（英文版PDF）。

*您可以在黎明之城图书馆阅读室利·阿罗频多和母亲的作品全集；或者在室利·阿罗频多修道院SABDA书店购买室利·阿罗频多和母亲的作品全集和主题专集。有英语、法语等多种语言。

*徐梵澄先生翻译了室利·阿罗频多和母亲的主要著作，并用英文介绍中文和中国文化，请阅读孙波先生编写的《徐梵澄文集》。

The Incarnate Word: https://incarnateword.in

*您可以查阅室利·阿罗频多和母亲的作品内容。